近十年间，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数量整体变化不大，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呈一定幅度的上升。 2020年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占比超94% ， 以绝对的数量占据着中国医疗版图的“江山”。

基层涉及的行政地区层级多、组织类型丰富， 故基层医疗机构同时拥有诸多不同机构类型的分支，如村卫生室、诊所、社区卫生站服务中心（站）和卫生院等。

同样，村卫生室的数量占比足以证明，村卫生室构成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体部分。尽管如此， 虽其他机构占比远不及村卫生室，但无论是从单个机构变化趋势还是整体变化而言，均与村卫生室数量逐年下降的趋势大有不同。

从时间维度上看， 在2008-2018年的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中，相关患者在两周内选择就诊的机构均以基层医疗机构为主。
从患病类别而言, 2013年调查显示，对于一般性疾病，有 81% 的家庭选择到基层卫生机构就医，尤其在农村地区，这个比例 高达93%，就连在城市也达到 69%。
村卫生室贡献了绝大部分的首诊服务，在首诊中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，基本满足村民们“小病不出村，就医有保障”的就医需求。

学历断层——全科人才的出走

2020年5月18日，甘肃省卫健委发布了一份关于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违约名单。名单显示， 5年间共有251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违约， 占总违约人数65%。
而在乡村医生“消失”中， 因到龄退休的情况也确实占据大多数，农村卫生室发展呈现颓势——
年老的退出，年轻的不愿进入。

部分大学生对回归农村的抗拒，定向签约战略推进不顺，随着整个医疗行业的发展，村卫生室中相关卫生人员的学历问题逐渐凸显。

全国卫生人员学历水平有一定的上升，大学本科学历和研究生学历人数明显增多， 2020年两者占比已超过41% ，成为“主力军”。

而2013年至2020年间，乡村医生学历水平集中在"中专"和"中专水平"的层次，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水平的医生数量平均每年 不超过5%， 在2019年以前，基本维持在 0.1%—0.3%的区间。 直至2019年这种情况有了一定改观，人数占比上升到 6.9%，2020年突破7%。
这种落后并不是在表现基层医疗与整个医疗的体系存在很大的差距， 更多的是在反映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，而这一现状至今没有得到明显改善。

收入微薄——难以保障的基本生活

2019年6月，河南省通许县的乡村医生联名发布了“朱砂镇全体乡村医生辞职报告”，引发众人热议。该辞职报告称，全镇36位村医集体请辞是因为“工作压力越来越大； 上级拨款越来越多，到村医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少，工资发放不到位，上级层层克扣，现在村医已经生活不能自理”。
后续官方虽然针对“层层克扣”等进行了辟谣，但乡村医生收入低与负担重的情况却真实普遍存在。 《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7275号建议的答复》 对乡村医生的现状做了概述，即在中部和西部地区，如 黑龙江、青海等省村医平均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。
2022年国家统计局济南调查队联合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 2748名乡村医生 开展了专题调研， 依然存在超过七成的乡村医生月收入低于2000元。

相比收入的提高，乡村医生承担的责任加重的更快，除去曾经的基本诊疗， 健康档案、健康教育、传染病和突发卫生事件、慢性病管理等多项工作均变成了乡村医生的分内之事。

"一村一室"改革——政策导向下的收缩

2009年新医改实施，农村卫生室作为医疗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，“一村一室”整合改革应运而生。 其主要规范村落中卫生院与卫生室的建造， 对小型村卫生室进行合并等。
从时间维度上看，而村卫生室的数量下降似乎也与此政策的实施息息相关。
在2011年到2020年十年间， 村卫生室已经减少了将近6万，其中“一村一室”贡献颇多。